九游会j9网站首页我从小就听着姥姥过去的故事长大，在她绘声绘色的讲述中，我得以探寻到那个自己不曾经历的时代的面貌，也逐渐理解她的性情和许多选择。当我提出要对她做个深度的访谈时，姥姥立刻开始兴致勃勃地准备，语气中难掩紧张又激动的情绪，甚至用词也是提前斟酌好的，正式得有些不自然。那些尘封的故事和记忆有了吐露的出口，凝滞的时光开始流动。心脏跳动的引力，牵引着我描摹岁月在这个年过七旬的老人身上留下的痕迹。

　　我姥姥1949年出生于丹东，与共和国同龄。姥姥家这一辈有四女一男，她排行老大，是家中的大姐，自然也承担起了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。姥姥家里格外重视教育，生活虽然艰苦，但还是坚持把五个孩子都送去上学，这在当时是极为少有的。

　　姥姥出生后不久就赶上抗美援朝战争，丹东又离朝鲜战场很近，一大家子被转移到郊区五龙背，姥姥就在那里上学。当地初中在11所小学中只招100个学生，高中只招50个学生，姥姥都成功考上。那时的学习环境很艰苦，国家正经历三年困难时期，口粮不足，也就是所谓的“低标准”，姥姥放学后经常上山挖野菜给一家老小充饥，就连学校食堂中午发的包子姥姥也会省下来，拿回家给奶奶吃。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，姥姥在中学成绩依旧很好，还当上了班里的学习委员，兴致勃勃地期待着上大学，一心想着未来能够成为一名医生。

　　然而高一刚读完，也就是1968年，就赶上知识青年下乡的浪潮，姥姥退了学，开始在东沟县农村干活挣工分，这也是她与大学梦想的第一次错过。虽然错失了高考的机会，但姥姥并没有抱怨命运的不公，而是依旧对未来的生活充满着希望。在农村贫下中农生产队里，姥姥既有热情又有干劲，无论是下地帮农民们插秧、除草还是整理生产队的收成资料，都做得十分出色，很受大家认可，姥姥也因为能力突出被选为大队中唯一一名医生，当时叫赤脚医生。

　　姥姥没有系统地学过医学知识，也没有经过专门的医疗训练，只在大队卫生所简单培训了半个月就开始拎着药箱出诊，几乎是边做边学。赤脚医生也并不是专职的医生，姥姥平日里照旧要下地干活，尤其是春播、秋收这种农忙的时候，只是哪家大人孩子病了，姥姥才背着药箱到人家家里去配药、打针。

　　当时村里有一户人家小孩得了肺炎，因为需要陪同看护，姥姥就带着药箱直接搬到他们家里住下，每天负责测量体温、配药用药、打针，晚上甚至不睡觉，彻夜在旁陪护，等小孩彻底康复后才离开。姥姥工作负责、待人友善，因此很快和村里的每户人家熟络起来，当时不到20岁的小医生被大家亲切地称为“小刘”。

　　提到做赤脚医生的往事，姥姥总是有很多话想说。她说那时给人看病没什么预防传染的观念，也是因为技术不够发达，一个针头拿来给全村反复使用，顶多用开水泡一会消个毒。到了每年给家里小孩打预防针的时候，姥姥到谁家之前，这家先准备一个大碗，把暖瓶里提前灌好的开水倒到大碗里，针头在滚烫的开水里煮十分钟就算是杀菌消毒。姥姥做赤脚医生做了两三年，这种土法子就用了两三年，也一直没出过问题。

　　1971年9月，上级组织下了通知，下乡知识青年有了回城务工的机会。在青年点三十多名优秀下乡知识青年中，姥姥因为工作出色、人缘又好，获得了唯一的一个抽工回城的名额。在回城的前几天，大队里突然传来10月份有推举下乡青年去读工农兵大学的消息，大队领导知道考大学一直是姥姥的梦想，便劝她留下来。我问姥姥，为什么当时没有留下来呢，去上大学以后可能就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了。

　　姥姥说，那时候她的母亲因为担忧自己下乡得了肝炎，回去是不想让家里人过于担心，也是为了更好地照顾家人；姥姥也觉得，奔走乡间的赤脚医生也是真正的医生，只要能够治病救人、守护健康，就是无私的、伟大的。也许就是这样的观念，让姥姥在不做医生的许多年后，依旧能在别人有需要时给人家打个针、看个病，当对方要好好感谢一通时，姥姥却说这都是小事，自己以前做过医生，帮忙是应该的。

　　姥姥回城后被大队公社分配到木粉厂工作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中国染料产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得到了迅速发展，国家加大对染料产业的投资力度，推动了染料生产规模的扩大和技术水平的提高。乘着这样的发展浪潮，在改革开放初期，姥姥所在的木粉厂引入第一批染料并设立染料车间，也就是后来丹东第一个大型染料厂的前身。

　　姥姥虽然没有高中毕业，但因为属于“老三届”（这三届高中生知识水平相对较高），接触了不少新知识，比工厂中大多数工人文化更高、思想更新，因此很快被分配到染料车间的化验室中工作。染料在当时是新产品，丹东当地没有什么先进的技术，姥姥就带着车间的工友们多次赶往北京、天津、上海等大城市学习。

　　起初在技术不成熟的情况下，姥姥混合染料后仅凭肉眼观察判断呈现颜色与标准色的误差，并通过一次次少量调整其中某种颜色染料用量，一次次比对、匹配，不断提升准确度，最终才能生产出合格的试剂用于毛线染色。姥姥说，新中国有很多这样的新技术，我们不是上来就能使用别人已经研究好的成果，都是这样靠一个个基层工人亲身实践、一点一点试验出来的，这样慢慢地我们才有了自己的技术，国家的工业发展才不断变好。

　　在工人师傅、工程技术人员的不断学习和艰苦奋斗下，姥姥所在的染料车间创制出多种优质染料，生产规模也不断扩大，随后从木粉厂独立出来并改名为丹东染料厂。随着国家整体科技水平发展进步，厂内使用上了721分光光度计测试这样的新仪器，大大提升了颜色准确度，在化验室工人们的共同努力下，创制出媒介黑T、漂兰B等优质产品，为新中国染料产业发展填补了空白。姥姥个人也被评选为丹东市优秀质量检查员，报上有名，电台有声。

　　1973年，经工友介绍，姥姥和姥爷结了婚。姥爷曾是部队的一名军人，1968年在朝阳下乡，1969年参军，随后加入边防部队前往珍宝岛参加自卫反击战。姥爷所在的兵团驻守853高地，修山洞、封河流，成功击退了苏联对中国的侵略，保卫了国家领土，维护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尊严。战役中苏联使用的攻击中国军队的坦克坠入江中，姥爷所在的兵团通过自制绞磨牵引工具将坦克拉起并运到北京，现今陈列在北京军事博物馆中，成为苏联曾经侵略中国的有力证明。

　　参军期间，由于情况紧急，姥爷常常穿着棉大衣、抱着上膛的睡觉，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就立马起来进入战壕准备防御。伙食上大多是靠吃萝卜勉强充饥，洗澡是用砖块垫起空汽油桶，用柴火烧水在里面泡澡。虽然条件极为艰苦，但姥爷他们这一大批中国军人意志坚定，英勇无畏，坚守在边疆和前线，捍卫着祖国的领土完整，也向世界展示了新中国的实力与决心。

　　姥爷退伍复员后回到朝阳，与我姥姥成婚。结婚时姥姥姥爷借住在朋友家的偏厦，土炕上只能坐下两人，工友闹洞房时都只能在院里站着，把窗户打开进行。姥姥和姥爷最初一个月只能拿到三十几块钱的工资，婚后在家人朋友的帮助下筹集了620块钱买了一个简陋的老式小平房，做饭要在煤油炉里用煤生火。白天姥姥要在车间辛苦工作，而晚上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要用通条上上下下地通炉子，用蒲扇将火扇旺才能做饭生活。经过几年的工作奋斗，生活稍稍变好，姥姥家攒钱买了第一台黑白电视机。当时邻居家还都没有电视，所以一到晚上，每家的几口人都搬了小板凳到姥姥家里来看电视，直到深夜才不舍离去，俨然把姥姥家当成了一个“小型电影院”。

　　虽然当时家里条件一般，但由于姥姥没有实现上大学的梦想，把这样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，因此十分重视两个女儿的教育，早早送她们去上学，家里的大部分收入也都投入在孩子的学习上。

　　姥姥说，我妈妈上中学时家里还住着要生火烧炉子的平房，回家后根本没有什么学习条件，临近考试时，为了能让妈妈有安静独立的学习空间，家里人都在外面街上溜达，直到很晚才回家。冬天平房里冷得手都冻僵了，姥姥就把妈妈和小姨送到亲戚家借住学习。在姥姥的辛勤培养下，妈妈和小姨都考上了大学，如愿成为了大学生，也实现了姥姥未曾完成的梦想。姥姥自豪地说，她工作的工厂里有上千人，家里孩子能考上大学的屈指可数，姥姥感觉自己的心血没有白费。

　　为了更好地供两个孩子上学，姥姥不到50岁就提前退休，从事“第三产业”（这里指从单位生产体制中脱离出来为私人客户提供业务服务）。姥姥继续从事老本行，发挥余热，为私人客户混拼染料，因为技术过硬、生产速度快、产品质量好，姥姥的固定客户越来越多，一个月已经能挣上四百多元的额外工资，在当时是相当可观的数目，姥姥把这些钱全部寄给了在外地上学的两个女儿。

　　就这样，姥姥在化验室混拼染料，姥爷在船上打工修理电瓶，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，姥姥家里的日子也越过越好。1992年，老城区改造后，一家人搬进了有“两气两水”和电梯的楼房，再也不用烧炉子取暖做饭，楼下就是生活超市和商场。电视也从黑白的小电视换成了30多寸的“大彩电”，而且这时电视已经成为家家户户必备的单品。

　　1995年左右家里安装了电话，并有了第一台小手机，那时叫BB机，姥姥不舍得用，把它给了上大学正好需要与家里联系的妈妈用。姥姥说，那几年明显感觉到生活越过越好，虽然年龄不断增长但依旧干劲十足，对将来的好日子充满了希望，也明显能感受到国家在发展、社会在进步，每个人都有向前向上的精气神。

　　姥姥操劳了一辈子，即使已经领着退休金可以安心养老，也能靠着两个女儿享福，但她还是闲不下来。妈妈生下我后，又要工作又要照顾孩子十分辛苦，姥姥看在眼里疼在心上。姥姥说，以前自己生孩子的时候知道兼顾工作和家庭的辛苦，所以不想自己的孩子那么辛苦，况且自己还有精力，为什么不多帮衬帮衬下一代呢？所以我出生后没多久就被接到了姥姥家，一直到上高中前都是姥姥在照顾，可以说是被她一手带大，也受到了这位有智慧、有见地的老人的许多影响。

　　姥姥带孩子有自己的原则，在很多家长都头疼的学习方面，她有着独特的见解。她反对一些极端的教育方式，比如给小孩报一堆补习班占满假期的每一分钟。姥姥说，虽然自己学历不算高（即便如此，直到我上初中还能辅导我个别的数学题），也不明白什么专业的教育学原理，但懂得要重视小孩子的天性，尊重自然成长的规律，这和地里的庄稼生长是一个道理，绝不能“拔苗助长”。

　　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，姥姥鲜少给我报补习班，也从不强迫我延长学习时间；在完成学校的基本任务的情况下，她非常支持我发展各种兴趣爱好，接送我学习古筝、舞蹈，晚上回家也会和我一起看电视、听收音机，了解国内外的新闻动态和文化娱乐内容。姥姥上学那会因为东北地区和苏联关系密切，学生们都会学习俄语。而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，姥姥也认识到掌握英语有助于日后与世界各地的人进行交流，也能提升未来的竞争力，加之我小姨本身就是英语教师，因此自3岁起，我就在家人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开始接触英语。如今回看，姥姥这样的教育方式的确让我受益匪浅。

　　除此之外，姥姥也经常带着儿时的我去看“外面的世界”，几乎每个假期都会带我到各地去旅行，其中北京行令我印象最为深刻。在观看国旗缓缓升起，埋下祖国富强的种子；用脚步丈量万里长城，默默感叹劳动人民的辛勤与伟大……姥姥牵着年幼的我，将课本上、电视上的图景一一变为眼前的现实。

　　此后又走出国门，飞往世界各地，见识不一样的风土人情、民俗文化，既丰富知识、增长见识，又开阔眼界、愉悦身心。姥姥说，很多地方自己也是第一次去，以前没有这样的条件，现在可以出去走走，也是“沾了你们年轻人的光”，能靠儿女享福，看着小辈们健康成长，她很骄傲也很幸福。

　　姥姥现在已经年过七旬，因为常年操劳落下了病根，有时腰疼的直不起身子来，使得本就单薄的身躯显得更加瘦小。这些年腿疾严重时根本出不了远门，在小区里也要姥爷搀扶着才能缓慢走动。即便如此，操心了一辈子的姥姥还是放心不下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，凭着多年的经验，姥姥在家中依然充当着“家庭医生”的角色，家里一旦有人生病，都要询问一下姥姥如何用药。姥爷前些年肾出了些毛病，姥姥根据检查结果给他配药买药，竟和医院专家开的药方一模一样，一家人都惊叹于姥姥的精湛医术，她笑得额头上的皱纹起起伏伏，嘴里呢喃着“还没老呢，还没老”。

　　去年年末在北京，初雪时我染了风寒，身处异乡，生病时难免生出些委屈和思念的情绪。躺在床上烧得迷迷糊糊时接到姥姥打来的电话，熟悉的声音让我瞬间温暖而安心。她告诉我几点用什么药，叮嘱我不用担心课程会不会落下，要多多休息好好睡一觉，我同她道了晚安，让她也早些休息不要担心。挂断电话，我忽然感觉呼吸舒畅了不少，神色也清明了些，那时就想，回家后一定要立刻去看看她。

　　姥姥的人生故事背后是一个家庭的历史，也是一个国家、时代发展的缩影。在广阔和剧变中行走，不变的是她对生活和未来的信心，是坚守和向前，给予听故事的我无限感动与力量。时间流逝，当记忆被侵蚀，文字成为定格永恒的方式。于是我记录下这些，试图抵抗消亡和遗忘，留存那些智慧与经验、爱与希望，去体悟与思考，去体验与探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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